抗战歌曲赏析专题——《到敌人后方去》

27 11 2015  21cnmc编辑部整理   特别策划  1735 次阅读  0 评论

《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1938年作于武汉。歌曲曾用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中。

基本信息

《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1938年作于武汉。歌曲曾用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中。

乐谱


作者简介

赵启海,美籍华人,教授、音乐家。1914年农历4月18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193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就读于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南京金陵大学。1946年考取留美研究生。1947年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匹兹堡大学波特帕克学院终身教授。赵启海教授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组建“北平学生流亡剧团”南下宣传抗日。与冼星海等人组建“武汉救国会歌咏团”并与冼星海创作了《到敌人后方去》和《祖国的孩子们》等抗日歌曲。与刘雪庵创作了《柳条长》等歌曲。与张瑞芳、崔嵬等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演唱《流亡三部曲》等宣传抗日。1938年4月在武汉参加了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2002年3月14日在美国匹兹堡病逝,享年88岁。

冼星海 (1905-06-13~1945-10-30) 作曲家。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澳门一贫苦渔民之家,卒于莫斯科。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寄居于外祖父家。7岁时外祖父逝世,随母亲到新加坡,靠母亲做佣工度日。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小学和中学读书。1920年前后,被岭南大学招收到广州,先入附中,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均以半工半读方式读了6年。在这期间他学会了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参加学校乐队并担任过其指挥。1926年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后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选习小提琴,1928年夏到上海,入国立音乐院继续学小提琴。在上海学习期间,他结识了田汉等人,曾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1929年冬,冼星海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自费从上海到法国巴黎学习音乐。在巴黎的最初几年,靠做各种杂役维持生活。他先后师从P.奥别多菲尔学小提琴,从V.丹第等教授学理论作曲,并于1935年春考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在著名作曲家P.杜卡的高级作曲班学作曲。在法国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女高音独唱和单簧管与钢琴)和《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作品。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面对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他抛弃了寻求个人发展的幻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6年参加“词曲作者协会”等进步音乐组织,并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配音和作曲。这时所作歌曲有《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拉犁歌》、《青年进行曲》等,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并在群众中广泛传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沿沪宁、陇海铁路线进行抗日救亡文艺宣传;10月到达武汉,翌年春进入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张曙共同负责抗战音乐工作。他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中去辅导群众歌咏,举办过多次规模巨大的抗战歌咏集会,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这时,他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流传于全国。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并于翌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革命人民的思想风貌,丰富的民间音乐的滋养,以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激发起冼星海蓬勃的创作热情,他写出了杰出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歌曲《反攻》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40年5月,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化名“黄训”)同袁牧之、司徒慧敏一起离延安去苏联。1941年夏,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后,曾跟随后撤的苏联难民至西伯利亚,原打算途径外蒙古返回中国。因在边境受阻,被迫折回乌兰巴托,化名“孔宇”,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音乐。1942年底返回苏联,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那伊等地居留,同苏联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曾协助建立库斯坦那伊的音乐馆等。 

在苏联和蒙古期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生活的艰苦,坚持创作工作,先后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曲》、《满江红》等4部管弦乐曲,和许多声乐、器乐作品。1944年底,冼星海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完成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次年他病逝后,毛泽东在悼念他的挽幛上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管弦乐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为此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努力探索、发掘和体现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气质,并使其同现代的音乐技巧相结合,写出一系列富于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类型的声乐作品。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战斗性的进行曲:《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等;有展示人民战争壮美图景、将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小型合唱曲:《在太行山上》、《反攻》等;有表现工农群众劳动生活的齐唱或合唱曲:《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路是我们开》等;还有表现为抗战而斗争的新时代的妇女、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三八妇女节歌》等。在这些歌曲创作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塑造了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抒情性的独唱歌曲,在他的声乐创作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不少是为舞台剧和电影所作的插曲。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特定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内心感受,或倾诉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或抒发投入斗争的热切情感。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黄河之恋》、《做棉衣》、《江南三月》、《战时催眠曲》等。冼星海还创造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将抒情性与战斗性两者有机结合的、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相结合的叙事性歌曲。如《梁红玉》和《打倒汪精卫》等。此外,他在去苏联的前后,还创作了一定数量以中国古代诗词或新诗谱写的艺术歌曲,在这些创作中他比较重视对新的创作技法的运用和多声部民族风格化方面的大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大型合唱套曲在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如作于1939年3月的《生产大合唱》,他打破了大型声乐套曲的传统模式,加入了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具体表现了解放区人民以搞好生产劳动支援抗战的生活现实。音乐具有质朴的民间风味,并运用合唱形式来表现农村生活情景。作为整部作品后来很少演出,但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作于1939年9月的《九一八大合唱》,是一部采用交响回旋性结构的叙事性大合唱,音乐以欢乐歌舞的主题部和悠长深沉的副题部作反复对比的贯串,其间还插入许多不同性格的段落,表现了人民群众在欢庆胜利时回顾抗战历程,激发起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作者比较明显地运用了戏曲、说唱音乐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和民族打击乐器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作于1940年3月的《牺盟大合唱》,是应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要求而写的一部群众歌曲联唱形式的大合唱,包括齐唱、独唱、轮唱、合唱等6个段落,音乐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作于1939年3月、以诗人光未然长诗《黄河吟》谱写的《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这部作品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冼星海的器乐作品大部分是在滞留苏联期间写作的。除一些器乐小品,如小提琴独奏曲《郭治尔–比戴》等,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外,其中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实际试奏而加以改定。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其中如《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曲》、《满江红》组曲和《中国狂想曲》等,都不乏写得成功的段落。但限于他当时写作的条件和健康状况已日趋恶化,这些作品也留下了不少笔误和不完善之处。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和编写过一些音乐教材。最先是1929年7月发表在国立音乐院院刊第三号上的《普遍的音乐》,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并认为“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的爱国民主思想。他在去延安之前发表的《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1937)、《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1938)、《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等短文中,着重总结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经验,公开肯定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新兴音乐的方向和发展前景。到延安后陆续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1939)、《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1940)、《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1940)等论文,并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边区的音乐运动》的报告。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以及中国民歌的特点和民歌研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的这些理论著述,对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

作品赏析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这是由赵启海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描述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军歌——《到敌人后方去》。

1937年秋,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与日军正面作战。太原失守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战争显示出巨大的威力。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所属演剧队全体人员作了一场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周恩来为演剧队带来了抗日前线的捷报,又分析了国民党消极抗战、日军直逼华中重镇武汉的不利局势。此外,还重点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围绕抗日战争的军事思想,尤其强调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这场报告使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于是二人合作写下了歌曲《到敌人后方去》。 

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原是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流传时一般改为齐唱。全曲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以一个具有冲击特点的短促音型为主导动机,通模进和反向进行,发展成开放性的主段,描绘游击健儿神速出击的形象。在主段三次出现的先后,插入了两个对比性的插段,形成回旋曲式的结构。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象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起着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人民战争壮观景象的作用,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这首群众歌曲一经诞生就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喜爱,迅速传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据周巍峙《解放区人民热爱星海同志》一文回忆,这首歌写成后不久,即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可见其流传的迅速和广泛。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不愧为20世纪中国经典的合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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