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沨与艺术教育——纪念赵沨同志逝世19周年

02 09 2020  赵沨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特别策划  338 次阅读  0 评论

赵沨的办学思想,是一笔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这笔遗产,来自于他对音乐教育乃至艺术教育长期办学实践的思考,是从他亲历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对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矛盾的处理和思考中,提炼出来的。

赵沨(1916年11月29日——2001年9月1日)出生于河南开封。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赵沨的办学思想,是一笔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这笔遗产,来自于他对音乐教育乃至艺术教育长期办学实践的思考,是从他亲历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对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矛盾的处理和思考中,提炼出来的。赵沨同志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从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到实现具体教学目标各个方面。赵沨同志经常谈到,要把握好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经常需要在认识上把握住音乐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真正办好学,培养好人。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过去存在,今天仍然存在,因此,今天来谈这些问题,并不过时。也是从事音乐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管理者、实践者需要重新温习、思考的方面。

赵沨同志始终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要紧紧抓住“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去培养”这个有关育人的核心问题。他总是强调,“高等专业音乐学校不应当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场所,从全面来要求应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场所”,并认为,“美育教育应该提到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形成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一种关于人才培养的“四观”观念,对人才核心素养的培养来说,尤其是对于培养音乐领域高、精、尖人才的高等专业院校来说,是具有指导性的。

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赵沨认为,“四观”(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在艺术实践中价值取向的建立,与创作、表演、科研、教学诸种能力及其艺术修养的培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由此才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这方面,赵沨同志尤其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他提出要“继承中国人把音乐视作‘人文系统’的优秀传统”,并例举古人讲的“乐者,德之华也”、“文以载道”的思想,认为音乐教育应当“把音乐作为个人人格完美的最高境界。同时,把音乐视作一定思想、情感的载体”。 赵沨经常引用徐悲鸿“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的话,说明无论是道德观、价值观的建立,还是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有关音乐人才的培养,赵沨就不同的培养层次和对象,都提出过“通才”与“专才”的问题。例如对于高等音乐院校的教师教育,他指出存在着片面强调音乐技艺训练的偏向,认为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科系,其专业方向应该就是音乐教育,而不应分设什么作曲、声乐、钢琴等专业,把握住了高师音乐教育的症结和要害。赵沨一直站在艺术教育改革的前列,长期关注并亲身参与音乐教育改革实践。甚至在病重期间,也仍然一直在设计、探讨并努力推行“通才”性音乐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赵沨认为“整个专业音乐教育,都面临着一个培养‘通才’和‘专才’的关系问题”。他说,“重视技术的训练是完全应该的,但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只培养一些精通技艺的人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所以,加强音乐院校内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的全面修养是十分迫切的”。 为此,他在课程建设上推行有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对民族音乐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和设想,使之成为“通才”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赵沨同志对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各方面开创性的实践工作:高等院校艺术教育改革草案、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争得至关重要的硕士、博士授予权等,丰富了社会主义的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艺术教育理论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虽然赵沨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今日回眸,他留给我们的教育遗产,其中的智慧依然可资借鉴。值此赵沨同志逝世19周年之际,赵沨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将部分相关文章重新刊发。

 

赵沨:教育是立国之本 美育是树人之本

赵沨: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

赵沨:音乐教育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吴锡麟:我了解的赵沨的音乐教育改革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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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沨简历:

赵沨(1916年11月29日——2001年9月1日)出生于河南开封。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1939年底,与李凌、沙梅、林路等一批进步音乐工作者在重庆组成“新音乐社”,与李凌主编《新音乐月刊》,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皖南事变后,赴缅甸开展华侨青年工作,参与组建缅甸华侨战工队,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昆明在云大附中任国文、音乐教员,后参加民盟工作并开展歌咏活动。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暗杀后,转香港、新加坡,曾与李凌创办了香港中华音乐院,后赴新加坡创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艺术局局长、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并兼任中央歌舞剧院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国政协委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审议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函授音乐学院院长、国际音理会世界音乐史亚洲地区协调员、亚太音乐民族学学会首任会长、荣誉会长。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主任、沈湘国际声乐比赛组委会主席。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音乐研究》(季刊)、《人民音乐》(月刊)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委员会首任主任、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委员会首任主任。1998年创建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后更名为赵沨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二十一世纪网络音乐学院、中国二十一世纪素质教育在线、中国二十一世纪未来教育在线创始人。 著译有:《诗经的音乐及其他》、《贝多芬和他的九个交响乐》、《音乐与音乐家》、《赵沨文集》、《和声学初步》、《赋格初步》、《和声的进行》、《曲调与对位》等;译配苏联歌曲:《夜莺曲》、《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艺术歌曲:《幻影》、《月光》、《我热烈的爱着你》等数十首。主编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项目《音乐宇宙—— 一部历史》中国副卷之一《中国乐器》、副卷之二《云南——乐器王国》、副卷之三《世界屋脊的音乐》。曾先后参加或率领代表团出访20多个国家,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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