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孙慎 │ 纪念专题“中国革命音乐先驱、作曲家——孙慎”

05 03 2021  21cnmc编辑部   特别策划  191 次阅读  0 评论

“中国革命音乐先驱、作曲家——孙慎”纪念专题

孙慎,原名孙立成,曾用名孙家模、孙学毅,1916年1月6日生于浙江镇海县。1935年,孙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盟员吕骥领导的业余合唱团,从事救亡歌咏活动,在吕骥的指导下学习作曲,开始了群众歌曲的创作。

1936年,孙慎参加了“词曲作者联谊会”,成员有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沙梅、刘雪庵等著名音乐家。

在此期间,孙慎先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周钢鸣作词)、《大家看》(凡容作词)、《前进》(孙慎作词)、《摇篮歌》(蒲风作词)、《缉私歌》(麦新作词)、《空军歌》(何家槐作词)等一批歌曲。其中《救亡进行曲》得到广泛传唱,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歌曲之一。

孙慎曾和董必武于1928年同赴苏联,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12月回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先后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等职。

1945年,孙慎赴昆明,在新中国剧社任合唱指挥,次年赴上海,与李凌共同主持中华音乐院的工作,培养新音乐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慎先后任文化部艺术局戏音处副处长及音乐处处长。1954年,他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家由国家领导的音乐出版社(后名人民音乐出版社),并任该社总编辑、社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他曾担任期刊《人民音乐》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常务书记。1979年及1985年,他当选为音协第三、四届常务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等职。

1999年起,孙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并继续担任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主编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副主编(主编为吕骥,另两位副主编为贺绿汀、周巍峙)。

2001年,孙慎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颁发的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中国音乐金钟奖创办于2001年,是中宣部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中国音乐界综合性专家大奖,是与戏剧梅花奖、电视金鹰奖、电影金鸡奖并列的国家级艺术大奖。

2021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革命音乐先驱,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文联原党组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中国音协原分党组书记、副主席,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孙慎同志逝世。

回顾孙慎同志的一生,从投身革命以后,选择了音乐做为武器。期间,既作曲又当过指挥,既组织过群众歌咏活动又编过音乐刊物,既写过文章、搞过音乐出版工作还长期担任音乐界的行政领导工作。与孙慎同志有过较长时期的工作来往或接触的人都有一个感觉,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风,既不像人们所想象的作曲家那样狂放不羁和理论家那样尖锐犀利,也没有活动家所擅长的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煽动性,他谦逊谨慎,温和敦厚,勤勤恳恳,不求闻达……可以说,孙慎同志几十年来,根据党和国家、人民的需要,为了革命音乐、革命音乐运动和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忠实地做着需要他做的工作。

即日起,21cnmc特别推出“中国革命音乐先驱、作曲家——孙慎”纪念专题,缅怀孙老的音容风采,追忆孙老的艺术人生。今日,刊载孙慎同志为《赵沨全集》撰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21cnmc编辑部

 

 

《赵沨全集》序言

 

读《赵沨全集》我有一个感觉:这是赵沨同志用毕生心血凝结成的一部厚重之作;同时,也使我回忆起与他在60 多年间交往和共事的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来,颇多感喟。

赵沨同志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即活跃在我国艺坛上,先后在电影界和音乐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 年,他与李凌同志等一批进步音乐工作者遵照党的指示在重庆组成“新音乐社”,创办《新音乐》月刊,以革命音乐鼓舞人民群众奋起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时,我参加由原战地服务队成员组成的战时工作队转赴广西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在柳州一带进行新音乐运动,与在重庆的赵沨、李凌同志时有通信联系。李凌、赵沨同志主编的《新音乐》月刊还先后发表过我撰写的文章《聂耳——我们的先驱》和创作的歌曲《民主是哪样》(李仁荪词)。我和赵沨同志虽工作各在异地,但抗日救亡运动和新音乐事业却紧紧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与赵沨同志聚首相晤是在昆明。抗战胜利前夕,我离开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到云南昆明,在进步文艺团体新中国剧社任合唱指挥。而在此之前,赵沨同志早已与张光年等人率“缅甸华侨战工队”到达昆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这时,赵沨同志遵照党组织决定作为第一批盟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青年教师和文化界发展民盟组织,开展反内战运动。在昆明期间,赵沨同志与我及林路、李仁荪等发起组织“昆明歌咏团体联谊会”,团结昆明市的歌咏队伍,使昆明市群众歌咏活动得到更进一步开展。赵沨同志展现了他的组织才干和活动能力。他积极参加李公朴组织的北门书屋,编辑出版了《海之歌》、《五月之歌》、《音乐欣赏》等书,还参加了闻一多,潘光旦组织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学生夏令读书会,在昆明西山和闻一多等人共同讲学。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赵沨同志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查抄,于是,他与楚图南、张奚若等被逼离开云南前往上海。我与赵沨同志在昆明相处时间虽不长,但他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出众的凝聚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赵沨同志的再度相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之后由于长期在一起共事,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赵沨同志早于我到京。1949 年5 月他作为华南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全国委员;接着他又出席了是年7 月召开的全国文联及全国音乐家协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音协秘书长。我于1949 年12 月到北京,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52 年,赵沨同志也在文化部任职,先后担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及计划财务司司长。不久,音乐出版社成立,赵沨同志兼任社长,我兼任总编辑。此期间, 我参与创办了《歌曲》月刊,后又担任中国音协秘书长及《人民音乐》主编等职。由于工作关系,我与赵沨同志过从甚密,合作愉快。他的工作能力之强、思维之敏捷、口才之流利、文采之飞扬,都令我佩服不已。为了创立和发展新中国的音乐出版事业,新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部和出版总署领导下,中国音协的出版部门与私营上海新音乐出版社在北京建立公私合营的音乐出版社(后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此时,赵沨同志以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中国音协秘书长的身份主持合营的具体商谈事宜。他贯彻执行团结党外人士的政策,对原上海新音乐出版社负责人钱君匋先生,赵沨同志并未仅仅把他看作是资方代表,而是把他作为一位老文艺工作者和有着丰富出版工作经验的朋友,在新成立的音乐出版社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积极性。从这件事也可看出, 赵沨同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革命而工作的统战思想。他后来在长期主持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中,同马思聪先生等许多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相处融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优良工作作风。

赵沨同志自1956 年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长期投身音乐教育事业,历任党委书记、院长、名誉院长,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3 年他退居二线后,又投身到我国国民音乐教育事业之中:1987 年被聘任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兼音乐组组长,1990 年又被聘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倾注于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时,赵沨同志还致力于音乐学研究及音乐评论工作。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年4 月第1 版)音乐学科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吕骥、贺绿汀),他在卷首的长篇专文《音乐》中,对“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音乐”、“音乐的物质材料和形式要素”、“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姊妹艺术的相互结合”、“音乐的体裁形式”、“音乐艺术生产的发展历程”等方面的论述,均立足于当代音乐学术前沿,善于把历代与当代音乐艺术实践产生的重大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中,进行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阐述。另如,由赵沨同志主编的《中国乐器》(现代出版社1991 年1 月第1 版),是他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理会的委任,担任《音乐宇宙——一部历史》的亚洲地区协调员后编著的专著。他在绪论《从古遗存中所见的中国乐器看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轮廓》中的论述,谨严有序,持论有据。

作为音乐评论家,赵沨同志从1940 年3 月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中国新音乐运动史考察》起,一直笔耕不辍,自铸新篇,卓然成家,蔚为体系。他与李凌同志在上世纪40 年代初创办和主编的《新音乐》月刊,在长达11 年的出版过程中,登载和介绍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还发表了探讨音乐与抗战的关系,音乐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问题以及有关新音乐的性质和历史等一系列音乐论文。其中,赵沨同志撰写的《论音乐的现实主义》、《音乐的民族形式》等文,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对当时的音乐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赵沨同志在担任繁忙的行政和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十分关注音乐评论的开展。他长期担任《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等音乐理论及评论刊物的主编。他不仅主持这些刊物编辑方针的制定和审稿工作,还经常撰写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同时担任《音乐研究》专栏“读刊随记”、“乐坛漫步”的主笔。他的音乐评论观点鲜明、思想深刻、见解独到, 具有逻辑的说服力和审美的感染力,在理性中洋溢着激情,在缜密中飘飞着灵动。

音乐教育及艺术教育,是赵沨同志倾注精力最多的领域,也是他音乐评论的一个重点。从他1950 年3 月在《新音乐》九卷一期发表《对于音乐教育业务部分的意见》以来,不断有这方面的文章问世,如《音乐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60年4 月)、《音乐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62 年7 月6 日)、《音乐教育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人民音乐》1977 年11 期)、《关于音乐教育的几个问题——代发刊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 年2 期)、《对普通音乐教育的一些建议》(《音乐研究》1982 年1 期)、《发展国民音乐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北京音乐报》1984 年8 月25 日)、《美育与音乐教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 年1 期)、《实施美育,培养真正完善的人》(《音乐研究》1988 年2 月)、《学校艺术教育随想》(《中国音乐教育》1989 年1 期)、《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音乐鉴赏> 教材读后》(1999 年8 月)、《关于艺术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2000 年10 月10 日)等;赵沨同志对音乐教育及艺术教育的许多主张和设想,还散见于他为一些艺术教育著作撰写的序文中。

从上述赵沨同志各个时期的文章及序文可以看出,他的论述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音乐教育及艺术教育感性的体验与颖悟,而是以宏观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去聚焦问题、分析现象,寻找与总结规律,并以此建构起自己的美育功能及素质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石。

赵沨同志的著述及文章以往虽有选集出版,但未能系统编纂成集。此次《赵沨全集》的出版, 弥补了遗珠之憾,全面地展现了赵沨同志毕生献身于我国音乐事业的功德,贡献大焉。这些文章眼光敏锐,针对性强,都写得情思绵邈,充满人生感慨, 且颇有史料价值。他毕生的心血终于得以成为整个音乐界、教育界、学术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和资源,这不仅令我们感到十分欣喜,赵沨同志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分外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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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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