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

27 12 2019  中国音乐   理论研究  443 次阅读  0 评论

音乐学是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的共同体。所谓“批判意识”,乃是有针对性的独立思考精神体现,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目前音乐史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阶段。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古代音乐史学由于考古材料的大量涌现,无论对于史料或者史实从双重证据法角度均有突破与新的认知;现代音乐史学由于历史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许多人物传记和口述史资料的诞生,也需要对之做出新的阐释与解读。凡此种种,从哲理层面呼唤着批判意识的崛起,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学术观念,建立新的音乐史学体系。批判意识则起着在学术争鸣中使音乐史学趋于更为繁荣与兴旺的作用。新一代学者更担负着推进中国音乐史学进步与发展的重任。

抛弃假象,追求真实,是检验史学研究之本质。因此,以批判意识审视一切音乐历史著作,无论古今,都值得提倡与发扬,其目的是为后人留下“信史”而非“伪史”。历史真实性,永远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国传统史学历来不乏批判精神。宋代郑樵撰《通志•总序》是一篇批判性极其尖锐的文章,他提倡会通之学。在比较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后说:“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成一家言。......《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郑樵还说:“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1]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历来被史界誉为“三通”。清代章学诚(1738—1801)尤推崇《通志》,云:“郑樵生于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出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2]又云:“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所取焉。”(《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诚然,郑樵贬抑班固轻断代史的观点,未免有失之偏颇处,但是,他强调重视文化史整体研究的本旨,是为世所公认的,在当今史学研究中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音乐学百年来走过了“传统”音乐学前期和后期、“新传统”音乐学时期,目前正走向“后新传统”音乐学时期[3],音乐史学也逐步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老中青三代学者不懈努力,成果迭出,反映音乐学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于润洋先生在波兰学习时,导师卓菲娅•丽萨属于德国学派,他们理解的音乐学是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的共同体。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批判意识同样不容忽视,它对于学术繁荣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所谓“批判意识”,是指有针对性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并非学术声讨,落井下石。亦如田青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所说:“努力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找到自己的‘根’和‘魂’,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明白本剧种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变了就不是‘自己’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而不是自卑自贱;树立多元发展观,不把西方文化作为唯一模仿的对象。”[4]这种“批判意识”就不是一味地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而是在对比与思考中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坚持历史研究的客观精神。

现在谈谈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以及个人的心得体会:

 

一、常识性的批判意识

在史学著作中,历史的人、地、名、事、物,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本元素。学者的史学观应该并提倡自由表述,但是,常识性的史料硬伤是不允许发生的。所谓“硬伤”,乃是指历史材料的常识性错误,它和史实相背离,甚至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笔者读一本影响很大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最新修订版)时,竟发现书中“硬伤”有70余处之多!现举数例如下:

1.原文:......欧阳予倩等人所创办的“南通伶工学校”。(第23页)

史实:张骞于1919年创办“伶工学社”,自任董事长。由其子张孝若任社长。聘请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一切教学工作。欧阳予倩并未创办也并不存在“南通伶工学校”。

2.原文:1898年......他(李叔同)携眷奉母迁居上海租界,后考入了由蔡元培创办的南洋公学,并加入了新学界领袖许幻园所创设的“城南文社”(又名“沪学会”)......(第54页)

史实:“城南文社”和“沪学会”乃是不同时间成立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社团组织。

3.原文:青主:......1934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帮助下,当局撤销了对他的非法通缉,随后他就离开了国立音专,基本结束了他“亡命乐坛”的生涯。(第135页)

史实:1930年,萧友梅向蔡元培进言取消对廖尚果(青主)的通缉令。国民党政府于同年六七月间以“当时通缉廖尚果系广东政府所提,未经南京政府批准”,实际上取消了通缉令。青主于1932年2月离开国立音专,至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职。参见史料:廖乃雄著《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2008年版)。

4.原文:黄自:......1930年后,他被聘为国立音专专任教授,兼教务主任。(第136页)

史实:黄自于1930年9月12日聘为国立音专教务主任兼专任教员。国立音专教员分“专任教员”“兼任教员”“特约教员”“名誉教员”四种,无教授、副教授之区分。参见史料:《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纪念特刊》(1936年版)。

5.原文:丰子恺:......1914年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第136页)

史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2年9月开办“图画手工专修科”,该校创建于1908年,初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浙江第一师范”。无“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之校名。参见史料:孙继南编著《纪年》(增订本)。

6.原文:陈洪(1907—2002)......1937年调任上海国立音专教务主任、教授。(第153页)

史实:1937年7月,萧友梅聘素不相识的陈洪为国立音专教务主任。陈洪于8月1日抵达上海,当即前往设在江湾的国立音专新校舍报到。参见史料:俞玉姿、李岩主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选》。同时,如前所述,陈洪非国立音专之教授。

7.原文:华丽丝......1929年青主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后,她也在那里任教(主要是钢琴和声乐)。......后来她与青主离异后即离开中国......(第159页)

史实:青主于1929年底担任国立音专《乐艺》和校刊《音》编辑,华丽丝执教钢琴。青主与华丽丝1932年登报离婚。华丽丝于1950年初离开中国去阿根廷。参见史料:廖乃雄著《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

8.原文:张肖虎(1914—1995)......(第245页)

史实:张肖虎逝世日期为1997年2月19日。参见史料:《人民音乐》1997年2月号。

9.原文:戴粹伦(1912—1981)......1927年入国立音乐院本科主修小提琴,1934年毕业。......1942年任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第263页)

史实:戴粹伦于1928年2月考入国立音乐院预科,主修小提琴。1935年本科毕业于国立音专。“国立音乐院分院”(重庆)1943年1月4日举行成立典礼,戴粹伦宣誓就职院长。参见史料:韩国鐄撰文《戴粹伦—耕耘一亩乐田》(台湾,2002年版)。

10.原文:1938年3月,他(江文也)应邀到北平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作曲及声乐)。(第266页)

史实:1938年3月底,江文也应柯政和之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作曲、声乐教授。参见史料:梁茂春、江小韵主编《论江文也—江文也纪念研讨会论文集》。

11.原文:范天祥(1895—1975)......1926年他创办了燕大音乐系,任该系首任系主任。(第291页)

史实:范天祥于1923年8月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音乐选修科,1927年开设音乐主修课。1929年文学院正式设立音乐学系,范天祥于同年12月任系主任。参见史料:韩国鐄《合唱音乐先驱,中西音乐桥梁:范天祥其人其事》。

12.原文:刘炽(1921—1999)......(第309页)

史实:刘炽逝世日期为1998年10月23日。参见史料:《人民音乐》(1998年11月号)。

13.原文:瞿维(1917—2003)......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在“鲁艺”音乐系工作。

史实:瞿维逝世日期为2002年5月20日。参见史料:《人民音乐》2002年6月号“瞿维同志逝世”。

14.原文:张鲁(1917—2004)......(第320页)

史实:张鲁于2003年9月18日17时55分在石家庄病逝,享年86岁。

15.原文:王光祈......1892年8月15日出生于该城外的鱼凫镇小河村。(第346页)

史实:王光祈出生年月日为1892年10月5日。8月15日乃是农历出生月日。参见史料:《王光祈研究论文集》(1985年版)。

16.原文:在20世纪40年代,他(杨荫浏)的主要理论著作即1944年完成的《中国音乐史纲》(初稿,于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该书后来又以《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名,于1981年分上下两册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第353页)史实:《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乃是杨荫浏先生不同时期撰写并出版的两部不同结构与侧重的音乐史学著作。

............

从上述“原文”和“史实”对比中可以发现该书类似问题大量存在。历史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整体,任何作者叙史均需慎之又慎,不能信口开河。同时,常识性史料硬伤任何读者都有权利批评,笔者亦成之以文,出于“为尊者讳”考虑,一直束之高阁,未敢“惹是生非”发表。读者则以讹传讹,陷入常识性的史学误区,历史失去了“信史”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常识失落的年代,学者要守住底线。......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5]因此,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底线”问题,确实不容忽视。

 

二、争鸣性的批判意识

在史学研究中,对史学家及其学术的评价是原则性问题。诚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观察会得出相异的判断,也往往由此产生学术争鸣,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十余年前笔者和一位尊敬的老一辈学者曾发生过学术之争。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关于杨荫浏‘防范心态’的争论是一场影响较大的学术争鸣。......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建国初期杨荫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动机和效果有不同的估价,并涉及到该著作中有关论点科学性如何的质疑。鉴于这些问题对于史学研究带有普遍性,因此在史学界影响较大,并有向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扩展的模样。”[6]他基本上概括了这场学术争鸣的意义与作用。经过十余年回顾与思考,笔者的观点、立论并未改变,并撰写《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一文[7],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杨黄学派”对音乐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诚然,任何理论均需经由时间与历史检验,后人或许会对这场学术争鸣加以重新判断与思考,作出新的认识与结论。学术争鸣过程,对于双方来说,往往容易伤害感情,长期不能释怀,陷于两难之境地。然而史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理性思考与行为,尤其原则性问题事关大局,提出不同见解必然引起正面冲突,甚至造成学术圈内友人的某些误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是,历史检验总会作出相对合理的结论。总之,百家争鸣对于推进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其积极意义与作用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三、从哲理层面对批判意识的自我反思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8]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及李陵奉命与匈奴作战兵败无奈投降,恰逢汉武帝召问,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未料招致腐刑,曰:“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9]司马迁的逆耳之言招来的却是千古奇辱。古今中外思想家均有批判精神,一般说来,历史较远易,同时代者难,毕竟需要面对现实。孔子以礼为规范,以“中庸”为准则的思想,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对于文人思想或多或少会产生某种禁锢作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古代音乐史学中考古材料大量涌现:黄翔鹏、王子初、王清雷几代学者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省市卷投入巨大精力所取得的成就,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出版,使我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在史料或者史实方面,从文献和考古方面以双重证据法角度均有突破与新的认知,渗透到礼乐制度和各类乐器与乐人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达到无考古资料难以言史之地步。现代音乐史学也由于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冻与公开,如仅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北京)和第二历史博物馆(南京)就藏有明清时期和民国时代上千万卷(宗)的珍贵档案;许多人物传记和口述史资料的诞生,如梁茂春和丁旭东以及其他多位老师进行的大量口述史的采访与研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即将启动的《辉煌的岁月—中国民乐艺术家口述史》,等等,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和人物传记将更为丰富,会有更多史料对我国近代音乐历程发展做出新的阐释与解读。凡此种种,从哲理层面呼唤着批判意识的崛起,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学术观念建立新的音乐史学体系。批判意识则起着一种在学术争鸣中使音乐史学走向更加繁荣的景象与局面之作用。我们更寄希望于新一代的学者和史学工作者,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在不远的将来,创造更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更大地推进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与进步。新陈代谢,毕竟是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刘再生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1][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通志总序》第1-3页。

[2][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下册),附录三,章学诚《申郑》,第2065页。

[3]参见乔建中:《音乐学百年文选导读•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

[4]田青:《少数民族戏剧发展如何避免“同质化”》,《人民政协报》,2017年12月7日。

[5]葛兆光:《常识失落的年代,学者要守住底线》,《故问》(question),http://mp.weixin.qq.com/s/5Q1Bq1cDPXRbgOUSPz2hEQ,2019年4月3日。

[6]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7]刘再生:《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音乐研究》,2017年,第5期,第5-18页。

[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页。

[9]司马迁:《报仁安书》,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9页。

 

本文刊登于中国音乐2019|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 第五期(总第1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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