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塔里木│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

02 06 2022  《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   教育 - 综合  148 次阅读  0 评论

跨界民族音乐文化

 

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指“因传统居住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1]我国陆路边境地区大约有 32 个跨界民族,大多数居住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按语言系属划分,属阿尔泰语系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朝鲜等民族;属汉藏语系的有傣、壮、布依、京、回、藏、彝、哈尼、傈僳、拉祜、阿昌、景颇、怒、独龙、门巴、夏尔巴人(待识别)、苗、瑶等民族;属南亚语系的有布朗、德昂、佤、克木人(待识别)等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俄罗斯、塔吉克等民族。与上述民族同源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在音乐文化上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有着跨界后受不同文化影响的多样变化,其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为我们深化民族音乐研究保存着鲜活的资料和重要参照。

 

一、国内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现状

由于跨界民族问题涉及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国内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文化战略等重大问题,跨界民族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然而,跨界民族问题的构成之一——有关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至今仍处于滞后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林凌风撰文《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指出随着对东方文化研究兴趣高潮的到来,西方和日本的音乐学家对东南亚的音乐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专著。认为我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最为密切,但至今仍未能在文化领域方面(又以音乐为甚)进行系统和专门研究。希望我国音乐学家重视西南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从而改变当时的研究状况。此后,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逐步展开。如 1983 年,中国音乐家小组赴缅甸进行了缅甸民族乐器专题考察。1986 年,考察组成员陈自明发表《缅甸民族乐器考察》,对缅甸民族乐器做出了较为科学、全面、翔实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考察组成员伍国栋发表《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着重从缅中历史文化交流的背景中观察缅中民族乐器的联系与流变。[3]1990年,中国文化部组织赴缅文化组在缅甸进行了近两个月的音乐考察采访,考察组成员李汉杰发表《中缅传统音乐之比较研究》[4],文章从中缅音乐交流的历史文化背景、戏曲音乐、音阶、调式、乐律、多声部音乐及曲式结构等方面对中缅音乐做了多视角比较。此外,韩国鐄发表《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北音乐传承的比较》,杨民康连续发表《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性》[5]。尽管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且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境外东南亚地区,但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重大的拓荒意义。这些研究多采取比较方法,有两种情况:一是境外国家整体音乐状况与境内跨界民族音乐的比较;二是利用境外文献与境内同源民族音乐的比较。然而,以同源民族为单元,利用境外实地考察材料进行境内外比较研究的较少。

1996至1997年间,笔者与博士导师王小盾教授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对中亚东干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了4个月实地调查,开展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同源民族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亚东干人是19世纪末抗清起义失败后迁入中亚俄属地区的中国西北回民,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当时人口约10万。“东干”原为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一带操突厥语的民族对回民的称呼。东干人入俄后,俄国人沿用了这个称呼(Дунган)。苏联十月革命后,东干人成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 遂成为苏联官方以及在国际上使用的正式族称。东干人自称“回族”“老回回”“中原人”。东干语有甘肃、陕西两种方言,以甘肃语音为文学语言的标准音。东干语的基本词汇是清末以前汉语陕甘方言中的词汇和伊斯兰教用语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以及汉译词汇;其次是东干人入俄后在陕甘方言基础上自造的新词以及俄语、突厥语的借词。一百多年来,在同中国方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处于中亚多民族环境中的东干人一直顽强地保存着从故土带来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民族存在的重要标识。今日东干人所保存的传统文化,从不同侧面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中国西北地区民间文化的面貌,东干民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歌史研究来说,保存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民歌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资料。其价值在于:

(1)它虽然流传在当代,但其特殊的流传背景给出了这种风格存储的年代标记——时间下限不晚于19世纪70年代。

(2)它提供了一批活着的、有可能同文献记录建立起互证联系的民歌史材料。

(3)通过对东干民歌的描述和研究,可以为清末以来中国民歌发展史研究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系。利用这个参照系,可以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的民歌一百多年来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当前我国跨界民族及其音乐文化研究的基本状况是:

(1)学术界关注的多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视角下的跨界民族问题,很少涉及其中的音乐文化领域。

(2)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对跨界民族音乐问题关注不足。

(3)凭借国内民间音乐集成等文献资源和几代学者的田野调查积累,学术界对跨界民族境内部分的音乐文化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但对境外音乐文化的存现、发展状况知之不多,资料收集工作非常薄弱,研究成果甚少。音乐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音乐文化研究应是跨界民族研究的有机构成。因此,音乐研究在跨界民族整体研究中的滞后状态亟待改变。

 

二、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将“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有望通过比较深入、科学的文献收集和田野调查,用文字和影像对其做出全面、客观的记述和分析,从而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在不同时空中传承和变化的动因和规律。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包括:

1.探索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模式。跨界民族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传承的文化既存在着历时的延续,又有共时的变化。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产生的成果可形成境内外相关民族音乐文化信息的相互参照,由此可以互观同源民族音乐文化在不同时空中的继承与延展以及在跨界背景中受容和变容特征。民族学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跨界民族类型进行了多种划分。如根据跨界民族所跨国家数目,分为双边和多边两类跨界民族;[6]根据是否为国家主体民族,分为双边均为主体、双边均为非主体和单边主体三类跨界民族;[7]根据境内外人口的多少,分为人口主体在外和人口主体在内的两类跨界民族。[8]跨界民族类型多角度的划分,揭示出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和变化具有多重影响的背景,提示我们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探索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模式。

2. 拓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范围,开辟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由国内研究向国内外全面研究的道路。近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依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伴随了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六十多年中,又伴随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变革,还伴随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历史的变化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在当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中,一方面有着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特征的记录或反映;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多次时代变迁的冲刷之后,音乐文化原生的、早期的历史信息逐渐模糊,需要参照其他材料才能得以确认。境外的同源民族的音乐文化则在居住国的社会环境中,走向另一条传承、发展道路。如凌纯声1930年在松花江上游地区记录的赫哲族渔猎时代的歌曲,[9]在当下中国赫哲族中已难觅其声,而在与其跨江而居的同源民族——俄罗斯的那乃族中仍有一些保存。在中国赫哲族和俄罗斯那乃族流传的新民歌和创作歌曲中,分别反映出汉族和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影响。

3. 改变我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的薄弱状况。以往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滞后,主要受制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等客观因素以及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水平有限等主观因素。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入,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断改善,边境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活跃。可以说,目前是中国跨界民族研究最好的历史机遇期。尤其是近年来,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云南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已经开始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课题的范围覆盖了中国陆路边境的大多数跨界民族,学术队伍、研究生培养与国际交流活动随之展开。2011年8月,中国音乐学院研究团队申报的研究课题——“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成为第一次以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为题被批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2011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三十余名学者在大会交流了关于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问题。2011年9月24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又主办了“交流•合作•发展——东北亚区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来自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一起对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热点问题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4. 为跨界民族问题的整体研究做出应有贡献。音乐是各民族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是联系民族心理的天然纽带,也是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还是可以促进民族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特殊而有效的认识途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产生的成果,有望对跨界民族问题研究提供新的学科信息来源。同时,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在跨界民族整体研究中的结合,有助于两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共同拓展。

5. 为中外音乐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信息的理论支持。

 

三、研究方法建议

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对这一特殊群体承载的音乐文化在共时的、空间描述、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历时的、时间脉络的构建。因此,笔者倡导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树立相对的音乐文化价值观,把音乐现象作为各种文化体系中有机的组成部分来认识和理解。把握好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认清主位与客位在观念、行为及其文化规则的异同,借鉴跨界民族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和成果,通过科学的田野调查,获得全面、客观、翔实的境内外文本与声像文献等第一手资料。

注意境外的文献收集、正确解读。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所依据的文献,除了全面收集国内的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更要关注我们以往知之不多的境外少数民族文字和所在国家官方文字文献以及国际学术界记录、研究境内外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文献。掌握或了解所涉跨界民族的语言,有助于研究者具有所需的文献视界并且减少田野资料信息的损失,是完成这种特殊研究的基本保证。

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整体与抽样结合,并且充分运用影视民族志这种特殊形式记录 “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现状。不仅为今后的比对研究提供翔实的文本资料,同时提供珍贵的影音文献。应特别注意音乐现象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关联,在关注音乐现象的同时,记录音乐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物质生活、社会和精神生活面貌,力求资料全面、客观、翔实,形成整体与个案结合的民族音乐志或民族音乐志纪录片。

在此基础上,以同源民族为单位,分类描述各民族音乐文化的构造形态,分析其特色,比较同一民族在各国显示出的相同或不同的音乐文化现象,以及音声、概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多角度获取研究对象的历时和共时音乐文化信息,揭示跨界民族音乐现象与其特殊历史、社会、文化空间背景之间的共生关系。

 


注释:

[1] 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葛文对跨界民族的定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字面意义而言,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但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跨界民族的定义却没有如此之宽泛,它基本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 。”本文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跨界分布的基本情况出发,采用狭义的跨界民族定义,即政治人类学范畴的定义。

[2] 林凌风《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

[3] 陈自明《缅甸民族乐器考察》,《乐器》1986 年第6期;伍国栋 《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民族音乐》1986 年第 1、2 期。

[4] 李汉杰《中缅传统音乐之比较研究》,《民族艺术研究》1992年第6期。

[5] 杨民康《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2期;《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6] 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页。

[7] 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 年第6期。

[8] 黄光成《略论中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的民族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

[9]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1934年。

 

 


作者简介:赵塔里木,汉族,文学博士,音乐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民族音乐学研究方向。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发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再认识》《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民族音乐学:本土语境中的学科构建问题》《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等40余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木卡姆教学研究体系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分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一等奖(2014)。2005年作为高级研究学者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UIUC)从事民族音乐学合作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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