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达:中国歌剧的自信源于中国自己的人物、故事

13 07 2021  中国艺术报   人物 - 热点访谈  89 次阅读  0 评论

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歌剧演员王丽达访谈

 

中国歌剧的自信源于

中国自己的人物、故事

——访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歌剧演员王丽达

 

又一场《沂蒙山》演完了,王丽达还在戏里,问她,今天演得怎么样?她下巴微扬,说:“我觉得,还行。”那个“行”字也微扬,喜悦、倔强、俏皮,像“海棠”。又问她,演这么多场,对自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说:“每一场都会有一点小遗憾,等我回去看看录像。”

每一场彩排、演出之后,王丽达都会看录像,“找出好的地方,比如某一个滑音、某一个动作,如果加得有利于表现,我就会把它记下来,不好的地方也记下来,下次就不能再犯这个错误。”2018年至今,每一场演出都是这样,“海棠”已经成为王丽达的一部分,“在舞台上我会想她所想,这样,人物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产生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在舞台上享受表演

歌剧《沂蒙山》歌唱量极大,全剧40多个唱段本来就是一般歌剧的倍数,主人公海棠大大小小的独唱、重唱、对唱、领唱段落更是有20多个,对于歌剧演员来说,在技术、体力、内心上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对于王丽达来说,拿下它,更是过瘾的。她说,《沂蒙山》的歌词、台词非常有文学性,“朴实,又不是大白话。像《等着我,亲爱的人》,把两个人比作星、月、风、雨,唱的时候特别有画面感,特别符合当时海棠的内心。”这部歌剧中有板腔体的段落,有音乐剧的风格,结合了山东民歌、戏曲,融入了年轻人喜欢的流行元素,配合剧情、人物的需要恰当地运用,把一个歌唱演员能唱的、想唱的都糅合在其中。像《无情的风雨》,是舅舅牺牲了,表达海棠的痛苦、无助,是诉说式的歌唱,“它的音区比较低,对女高音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诉说拉近了角色和观众的距离,观众觉得人物不是在唱,而是在‘说’,‘说’给予演员塑造人物更大的空间。”王丽达说。像《苍天,把眼睁一睁》,有叙述、有抒情,表达复杂起伏的强烈情感,运用了节奏不断变化的板腔体,考验的是歌唱演员在大体量唱段中对声音情绪的控制能力,“把这么多因素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作为演员,歌唱和表演都非常过瘾”。

王丽达经常在曲目单上勾勾画画,那是一张“技能点”分配表。“我会有一些设计,有的时候要巧妙地用声音去塑造人物,不是每段唱都在‘爆发’,人物表达内心的时候,需要唱出诉说感。比如《无情的风雨》《苍天,把眼睁一睁》都是表达失去亲人的悲痛,但这样的两个段落处理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是诉说,需要气息支撑,但不是力量的展现;后者则需要有强度的声音表达,爆发巨大的情感能量。我在气息的分配和声音的运用上会有掌控,随着人物命运走向、内心变化来表现。”

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一般给人的形体印象是向上“拔”,而在《沂蒙山》中,王丽达一出场就是“村姑”模样,两手搭着衣摆,两腿分着站。像这样的细节还不少,比如“八字步”,“膝一屈、腿一拍”,“身子向前倾,比个大拇指”等等。“我捕捉了一些形体上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姿态,还有纳鞋底,每个地方的妇女纳鞋底的动作是不一样的。”王丽达说起这些“土味儿”,津津乐道,“在舞台上拿捏这些细微之处是非常享受的,因为角色会更加丰富、贴近老百姓、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样子。有一次在临沂演出,演完之后,一个当地的老妈妈上台来和我说山东话,她说:‘哎呀,你那几步路走的,你就是山东人吧!’其实,我是湖南人。”

王丽达从小喜欢湖南花鼓戏,唱了4年,练功那会儿留下的伤疤,到现在还烙在胳膊上,她深知动作、形体在表达中的重要。“我要在演出的3个小时中让观众看到海棠从一个‘村姑’,成长为一个红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从不舍得丈夫从军,到为一句承诺、为一个大义,义无反顾作出牺牲,音色上、形体上都要有变化。”王丽达说,一开始海棠是挺拔的,不愿意让丈夫从军,会任性地闹别扭,后来亲人相继离世,她的身躯渐渐弯曲了,是岁月、生活给了她磨砺,她背负起了巨大的现实压力。最后,她把小沂蒙还给她的父亲,在歌唱中抒发出心中大爱,“那时她不仅是海棠,也是千千万万的红嫂,所以当她唱‘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长’时,又是挺拔的”。

 

不是爆发,而是控制

真正投入到人物中,从演员的内心体验,到观众的情感共鸣,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外部体现,“那一段情节太揪心了,说台词的时候都是哭着,演员的歌唱和念白就得控制”。王丽达说,其实,越是在舞台上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在表现的时候越是需要控制。“当海棠拿到丈夫的那双血迹斑斑的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女人失去父亲一般的舅舅、失去姐姐一般的夏荷、失去孩子,最后等来的是丈夫的鞋子,一拿到那双鞋,她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当时在炕头给他缝鞋的场景,作为人物,她当时肯定说不出话了,但是作为演员,我要保持一定的理性,要控制好自己。那个时刻站在舞台上,作为海棠,我几乎倒下了,但作为演员,我不能真的倒下,是惊得一个踉跄,这时候气息已经浮到上面来了,因为失语、难过,这种气息状态是很难歌唱的。我怎么唱?每次演到这里,我坐在磨盘上,会迅速调整一下,让气息沉下来,但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形体表演同时又在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特别强的气息支撑。”王丽达说,“每一段都要以全部心力去把握。”

八路军战士夏荷身负重伤、怀抱孩子,一群战士围拢着她,观众一看便知,一场生死决别即将到来,海棠的一声“夏荷姐”,却没有让观众感到慌乱和悲痛,而是让整个舞台沉静了,她给了观众一个间隙,人们得以在台下深吸一口气,准备好了欣赏接下来的艺术表现。王丽达说,这样的表现方式,是经过真听、真看、真感受做出的选择:“在兵荒马乱中,海棠突然看到夏荷姐,是遇到了亲人、瞬间看到了希望,等真正走近,才发现她遍体鳞伤,已经不行了。夏荷接下来的一段唱,是诀别,也是托付,希望海棠能替她把孩子抚养长大。这是一段戏曲板腔体的咏叹调,对于女中音来说是很有挑战的,我虽然是主演,但我此时是一个聆听者,也要给夏荷的表演做铺垫、陪衬,因为戏不是一个人的,一定是我们都在为人物、剧情付出,同时彼此给予、碰撞,才能对观众产生感染力。我要仔细倾听她的每一句,而不是在旁边‘演’。”王丽达说,那是夏荷牺牲前最后的表达,观众可能看不到海棠的什么“戏”,在外在层面,海棠可能并没有“表演”的内容,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尤其是夏荷唱‘沂蒙的女儿还叫沂蒙’的时候,我一定要听进去,才会有真情实感,只有这时候我听进去了,在最后一场把小沂蒙还给她的父亲的时候,我的感情才有铺垫,从把小沂蒙当亲生女儿养大,到赵团长回来,告诉小沂蒙我不是她的妈妈,两次抉择都坚定,因为都是夏荷的托付,因为沂蒙儿女一诺千金。”

 

每一部戏都有收获

“每一部戏都有收获,是技艺的成长、表演的进步,也是心灵的洗涤。”王丽达至今已演过十几部歌剧和音乐剧,在歌剧《英•雄》中,她扮演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缪伯英、何孟雄这一对英雄夫妻,为革命牺牲了家庭、孩子,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他们让我知道了那一代共产党人是如何坚守信仰的,我想以我的歌唱,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为今天人们的幸福生活付出了什么。”

她也演过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比如歌剧《扶贫路上》中的黄文秀。“她的事迹、形象广为人知,演好她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把能找到的关于她的所有视频资料都看了,为了能捕捉一些她的特点,比如动作、语言、状态等等。我观察到,她爱扶眼镜;她走路特别快,大步流星、一阵风,像个男孩子;她爱笑,一笑会露出牙齿,特别灿烂,我感觉她非常阳光向上。”王丽达说,演黄文秀,更多时候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我在琢磨,我这个妹妹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的困难,村里的困难,她都在独自承受。父亲的病,她谁都没有告诉,而帮助那些贫困户,她不遗余力。我理解到,她的感染力、魅力所在就是坚强。这种力量至今仍在百坭村,很多她帮助过的、如今已经脱贫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文秀书记还在,她能看到我们的橘林、公路全都弄好了,我们的生活大变样了,我们脱贫了。在这些时候我觉得黄文秀并没有走远,千千万万扶贫干部为这份事业作出了各种牺牲,她还活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而歌剧《沂蒙山》、海棠,对于王丽达来说,是从生命到艺术的全线成长。“有一次演出《沂蒙山》,台下坐着一排外国友人,他们不懂中文,但是都看哭了,我相信他们看懂了。能感动他们,是故事本身感人,音乐本身动人,这是不需要语言去翻译的。这让我更加坚信,要讲好中国故事。”王丽达说,中华民族有那么多值得歌唱、值得演绎的故事、人物,歌剧虽然是舶来艺术,但我们有着赖以自立的核心部分,我们自己的人物、故事——“我的自信来源于此。”(中国艺术报记者 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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